当地时间3月7日，在接受《泰晤士报》采访时，哈里-雷德克纳普回忆了自己在热刺执教的时光。

以下是专访的第一部分（记者第一人称）

我们约在上周一见面。那正好是切尔滕纳姆赛马节开幕前八天，也是他精彩人生走到第79年的一天。因为那天正是他的生日，而当我站在普尔市西大道他家门口时，心里有些愧疚——当初约采访时，哈里-雷德克纳普自己都没意识到那天是他的生日。这就是他。有些事情在他的人生里，并不会被完全周全地考虑。

不过，当他后来发现采访居然安排在自己的生日那天时，他也没有改期。这也是他。他喜欢和人打交道，也不介意为别人腾出时间。这一点一直让他受益。

不仅仅是周一是他的生日，上周他还搬了家。从桑德班克斯的一栋漂亮房子搬到了另一栋更漂亮的房子。他跟我讲起自己第一次搬到这个地区时的情景。当时他住在一栋气派的房子里，后院直接通向海滩。那确实很好，直到夏天到来，海滩上涌来了成千上万的人。

很多人路过雷德克纳普的房子时，都认出了这位主人，因为那时他常常在后花园里放松。

“喂，哈里！”他们会大声喊。

雷德克纳普说：“如果我有施瓦辛格那样的身材，这可能还不错，但我没有。”

最终，他们搬到了更安静的西大道。但哈里和妻子桑德拉又开始想念大海。于是他们在水边建了一栋新房子，再次搬了过去。从他后花园看到的景色非常壮观。

搬家是上周的事情。而这周，他的赛马“点唱机男孩”将参加周五的切尔滕纳姆金杯赛，并且是热门之一。

几乎和足球一样，赛马也是他血液里的一部分。这要追溯到他的外祖母玛吉-布朗。20世纪50年代，她曾替一个叫“报童西里尔”的人收赌注。

雷德克纳普说：“我外婆会从街上那些老太太那里收赌注，把它们排在壁炉架上。等到西里尔骑着自行车来卖《星报》《晚间新闻》和《标准晚报》时，外婆就把这些赌注塞进他的包里。那时候场外下注是非法的。外婆经常被警察抓。我放学回家的路上，经常看到她被带上一辆黑色警车。‘别担心这些混蛋，’她会说，‘我一个小时就回来。你的晚饭在烤箱里。’警察通常只是轻轻处罚一下，她一个小时后就回家了。那时候我才八九岁。外婆总会让我下注——三便士的双重串关和三便士的三连。”

当他回忆起外婆和童年时光时，仿佛又回到了伦敦东区伯德特路的那片市政住宅区。

“那真是神奇的日子。夜深的时候，棉花酒馆的人们会一大群走出来，在人行道上一起唱歌。”

他还记得其中的一首歌，不是随便一首，而是欧文-柏林的一首经典歌曲。

“我认识一位百万富翁，

却整日忧心忡忡；

他的心被重担压着。

他想着总有一天自己会离世，

不得不把财富全部留下。”

从伯德特路到今天的生活，这真是一段漫长的旅程：住在水边的豪宅、拥有一群赛马，其中包括一匹冲击金杯赛的马，还有三家附近优秀高尔夫俱乐部的会员资格——因为高尔夫也是他的另一大爱好。

他最喜欢的是普贝克岛高尔夫俱乐部。每次都要坐渡船过去，然后在那里被老搭档托尼-普利斯打得落花流水。

雷德克纳普说：“我很少能赢托尼，他简直是个‘职业骗子’。”

40年前，他曾从伯恩茅斯开车去南威尔士签下普利斯，当时普利斯效力于纽波特郡。从那以后，他们就成了好朋友。两人打赌的赌注是三颗高尔夫球。

“我几乎从没赢过他，”雷德克纳普叹气说，“他打得比差点还好，简直是个老狐狸。有时候我会偷偷把盒子里的新球换成练习场的旧球再递给他。那是我唯一能做的。”

我说他在79岁生日这天看起来状态很好。但生活并不完美。他刚接到一个电话，是“点唱机男孩”的训练师本-保林打来的。保林说很抱歉带来坏消息：这匹马有点小问题，呼吸似乎不太完全正常，不过兽医会检查一下，他仍然希望它能参加金杯赛。

后来，雷德克纳普又和兽医通了电话。兽医同样希望这匹马能及时恢复，赶上这场重要比赛。

这就是赛马的世界。一位幸运的马主，可能在一通电话之后就变成不幸的人。

“我知道切尔滕纳姆金杯赛只有一个，但如果马的状态不是100%，它绝不会参赛。”雷德克纳普说。

如果说雷德克纳普从50多年职业足球生涯中学到了什么，那就是：永远不要过早庆祝成功。

他讲起2012年的一件事。当时他在托特纳姆热刺的执教生涯即将结束，人们普遍认为他会接替卡佩罗成为英格兰队主帅。

雷德克纳普说：“我曾帮普尔的一家医院筹款。医院里有位护士，她丈夫开高尔夫用品店。为了感谢我，他做了一双特别漂亮的英格兰主题高尔夫鞋。但后来我没有得到英格兰队主帅的工作，那双鞋就不合适了。后来他又给我做了一双热刺主题的鞋，可就在他准备送给我时，我被解雇了。还是不合适。”

说到离开热刺，他又想起一段往事。

“这件事我从来没对外讲过——至少我不记得讲过。你想知道我在热刺到底发生了什么吗？

2010年10月，我们客场对阵曼联。当时球队在积分榜上的状态很好。我正准备飞往曼彻斯特，在去斯坦斯特德机场的路上，接到了俱乐部主席列维的电话。列维平时从不会在周五给我打电话，也从不干涉球队事务。

他问我：‘明天你打算让谁打前锋？’

我回答：‘罗比-基恩。’

他又问：‘罗比-基恩？’

我说：‘对，就是罗比-基恩。’

他接着说：‘为什么不问问范德法特，看看他想和谁一起踢？’

我回答：‘这和范德法特有什么关系？决定阵容的是我，不是他。’

到了曼彻斯特，我在酒店办理入住时又接到一个电话。

‘你好，哈里，我是乔-刘易斯的秘书，乔想和你说话。’

乔-刘易斯是俱乐部老板，但在那之前我从没和他说过话。

他对我说：‘我很喜欢你的前场组合：列侬、范德法特和帕夫柳琴科。罗比-基恩没用。’

我回答：‘那是你的看法。’

他说：‘为什么不问问范德法特想和谁搭档？’

我又说：‘这和范德法特有什么关系？决定阵容的是我。’

然后他说了一句让我至今记忆深刻的话：

‘如果明天罗比·基恩上场，我连电视都不会看。’

我回答：‘那是你的选择。’

他说：‘对，这是我的选择。’

罗比-基恩在热刺一直拼尽全力。我和范德法特关系也很好，但那次谈话之后，我就觉得自己的结局基本已经注定了。

第二个赛季，我们拿到了英超第四名，但没能参加下一赛季的欧冠，因为切尔西以联赛第六名的身份夺得了欧冠冠军。

比赛结束后，切尔西球迷被留在球场里，而我们必须从他们身后走过去。他们对着我唱：

‘周四晚上，Channel 5！’

那是欧联杯比赛的转播频道。

一个月后，我被解雇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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